“技术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专题论坛顺利召开
发布者:袁超         发布时间:2020/12/28 13:15:19        阅读:577

2020年12月19日,《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2020专题六·“技术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在腾讯会议线上召开。此次研讨会由《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主办、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深圳大学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等高校党校科研院所的十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共论时局。此外,论坛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位学友参会旁听。

本次会议共设有三个分论题,与会学者们依次围绕“技术、权力与治理”“技术时代的国际竞争”“技术型时代的‘中国之治’”等三大主题进行论文汇报与研讨。

 

开幕式由本专题分论坛召集人、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袁超主持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黄卫平教授进行学术致辞。首先,黄教授向主办方《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和与会的青年学人表示了感谢;其次,黄教授强调,在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中,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何在技术型时代用好技术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最后,黄教授表示,期待与会学者能够在此次研讨中有所收获,同时也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加强研究院与各兄弟院校、科研机构以及期刊杂志社的合作。

 

分论坛一的主题是“技术、权力与治理”,由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谷志军副教授主持。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副院长、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导陈家喜以《数据如何影响政治?大数据政治的缘起、机制与应用》为题进行主旨发言。首先,他认为可以从个人、资源分配与信息搜集三个方面体现出大数据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其次,政治大数据可以分为个人透露的免费数据、免费推断的数据、付费购买的数据与潜在数据和用户生成的数据四种类型;再次,在分析挖掘和使用数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通过模型建构方式在基础数据和信息之间创建一种计算关系,来推断信息的行为;最后,使用不同的通讯方式与潜在选民建立沟通联系,通过数据分析向选民中的子群体或者个体选民传递量身定制的信息,而大数据时代选民沦为由各种信息汇集起来的数据化的个体,这对现代民主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影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辛格以《从数据治理到算法治理:技术逻辑、风险挑战与应对措施》为题进行主旨发言。他认为,从电子治理到数据治理再到算法治理,人类社会的治理方式实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数据治理包含着利用数据进行治理与对数据进行治理两个含义,前者主要是在公共管理上的表现为电子政务、智慧城市等一些形式,后者表现为数据隐私的保护。数据治理一方面提高了治理水平,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和隐患,主要包括数据开放性风险、数据隐私泄露风险与数据治理的滑坡效应三个方面。而算法治理的“黑箱”在于算法对结果的处理、输出的逻辑和过程是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也存在着可能的风险:私人资本的算法应用引发社会不稳定、深度学习驱动下治理方式的不确定性、风险责任主体众多的界定困难与算法治理的风险安全性难以保证。基于此,人类社会需要清晰的认识到治理效率提升背后隐藏的风险,在价值和效率之间做出谨慎的权衡。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讲师李锋以《技术革命下的组织变革与政府治理变革》为题进行主旨发言。他从理论的逻辑、历史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三个维度对政府如何基于技术革命改变自身的形态,以及它如何去规制市场进行论证。从理论逻辑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关系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从历史逻辑看,一方面政府存在着适应性治理的要求,需要对新产生的经济组织进行适应性的调整,造成政府职能和政府能力的变革;另一方面政府也会主动地学习,包括对于标准化的学习、对科层制的学习。从实践逻辑看,技术变革带来的经济组织变化非常显著,而政府的变化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袁超以《“技术利维坦”的傲慢与偏见》为题进行主旨发言。首先,他认为“技术进化”本质上强调的是技术发展的无限性与无边界性。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始终生活在技术体系的世界里。“技术利维坦”是人造物以其巨大的自主性权力反向控制了人,这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所奠基的“人性政治”的逐步消解。第二,随着使用技术进化以实现自我认知意义上的赶超式发展,其外部性不断的演化出来。技术权力进入社会逐渐产生一种社会的再部落化,掩不住的“傲慢”——技术的权力惯性便产生了。第三,权力借助不断进化的技术实现更加有效和广泛地运作,并实现权威传递或权力压制。最后他认为,人类社会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通过运用技术进行权威传递、认知塑造与行为复制,技术与权力不断冲击探越“有限性”。这种“善治”可能是成功守护人类社会价值的真实善,也可能是被疯狂民粹所裹挟(指鹿为马)的终极恶。

论文汇报结束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王礼鑫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衡副教授分别进行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二的主题是“技术时代的国际竞争”,由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袁超主持。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孙西辉以《美国对华技术竞争的逻辑》为题进行主旨发言。他认为在当今普遍以追求和平与发展为目标的国际环境下,对于特朗普政府对华技术竞争的逻辑可以从技术和权势的关系入手,着眼于根本动力和基本方式来分析。首先,他从经济领域、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三个方面介绍了技术赋权。其次,他认为美国通过在经济领域、军事领域和科技教育领域对中国进行霸权护持,形成了对华技术竞争的动力。最后,他认为美国对华技术竞争的基本方式是将技术问题安全化,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威胁建构,同时辅之于一些威胁手段与胁迫手段,对盟友和伙伴施压,进而构建理念和现实中的威胁制衡联盟,谋求实现关键产业和技术的对话脱钩。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叶成城以《生产资料、数字权利与后工业时代的大国竞争》为题进行主旨发言。他认为数字资源包括三个要素:数据、硬件和算法。当前数据成为了有价值的公司资产、重要的经济投入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基石,同时数据和硬件逐渐训练出智能算法,构成新时代的数字资源,这种资源带来的数字冲击将在安全、生产、金融与知识四个维度对国家的结构性权力带来冲击,并引发中美间四个领域激烈的竞争,包括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跨国公司的主权属性、信息和意识形态的竞争等。对于这些竞争,他认为在未来要增强安全领域的投入,以防止安全领域的技术代际差距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在生产领域要坚持市场导向并辅以国家战略支持,在金融层面要在国家安全基础上尽力维护数字货币的匿名性。在信息和知识领域要通过新的立法来促进正向外部性,最大程度的降低负的外部性。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郝诗楠以《自由主义的迷思: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再)政治化与(再)国家化》为题进行主旨发言。他认为跨国公司的再政治化、再国家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跨国公司的高层越来越政治家化,开始有意无意地对经营无关的公共议题或政治议题表态;第二,明确政治立场已成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合规经营的核心。当高科技跨国公司深度卷入国家间斗争时,会在国家内部形成一种政企互赖的状态,又会引发在国际层面上国家间互优。市场内部可以去国家化,高科技跨国企业和民族国家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依赖的政治性与国家间层面的政府间互优促生了技术主权观,它是形成于高科技的安全化,是非中性的,也是导致高科技跨国企业和东道国之间冲突的重要因素。

论文汇报结束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兆源进行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三的主题是“技术型时代的‘中国之治’”,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郝诗楠副教授主持。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段哲哲以《重大公共危机情境下“中国之治”:技术支持下注意力分配转移的关键作用》为题进行主旨发言。他认为国家在面对系统性风险时,由于行政系统的多任务属性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之后逐渐形成注意力分配转移机制,最终形成相对单一的任务行政系统,从而提高行政效率,有效抵抗风险。他以疫情防控为例对中国制度运行的中间环节进行探析,他认为在危机情境下行政系统的失效主要表现在环境-个人互动层面、制度-个人互动层面与组织-个人互动层面,而在系统性风险后期,权利权威机制、激励机制与资源配置机制发挥作用,形成相对单一任务行政系统。最后,他认为该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并提出以技术前端与制度后端对突发系统性风险进行预防和有效处理。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赵吉以《试图改变基层治理的技术何以可能?——基于复杂公共治理的视角》为题进行发言。他对于如何能够趋利避害来使改变基层治理技术的副作用降到最低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基层具有环境复杂性与组织复杂性,对复杂社会的治理逻辑问题需采用简约治理方式,而基层作为一种组织系统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典型特征,因此需要通过物理技术公共化入场治理,当物理技术与社会技术发生良性互动,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而对于技术改变基层战略所面临的治理场景与地理场景的双重困局,则需要摆脱技术吸纳社会的桎梏,在物理技术公共化的过程中进行科学有效地设计与指导:在社会技术与社会需求互动下,确立治理规则主导权;在物理技术与社会需求互动下,着力解决复杂公共问题;在物理技术与社会技术匹配下,渐进建构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工程。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袁进业以《“制度-效能”的技术转化路径研究——基于对S市住宅小区治理的考察》为题进行主旨发言。他通过对技术路径的分析来揭示制度和效能之间的转化,以价值驱动、结构制约、行为塑造、制度赋权与技术嵌入五个点作为分析思路,描述了案例中投票流程的三次技术演进所产生的参与不足和效率低下、技术环境变化引起的制度失效与技术嵌入激活效能三种现状。他认为,技术革新并不是简单的引进举措,它的推进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受到技术环境的结构性制约,制度行为者需要从提高技术感知能力、保证技术的质量与考虑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对技术进行充分的把握。

论文汇报结束后,《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编辑杜运泉、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军洋分别进行了精彩点评

 

闭幕式上,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谷志军副教授进行学术总结,向主办方、承办的组织团队以及参与学术讨论和点评的学人们表示感谢,同时期待今后能够在线下有更多的学术交流讨论。至此,《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专题六·“技术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分论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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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12/28 13:15:19